□白桐　　　　　　　　　　　　　　　　　　  

台湾作家林清玄在《挑水肥的人》一文中描述：小时候只要看见挑水肥的人走近，就捏着鼻子往反方向逃走，跑很远了才敢大口呼吸……有一天，他跟爸爸同行遇到挑水肥的人，不敢跑开，只好捏着鼻子把头别到一边，爸爸见他如此叫他立正站好（每次训话的前奏），跟他讲：对挑水肥的人一样要尊重，因为他在家里也是人的儿子、是儿子的爸爸……文章不长，但道理显明，他的描述极形象生动。

实际上，多数人忍受不了“水肥”那气味，但是，过去有一个行当不仅每天要接受那气味“熏陶”，还要与它们“亲密”接触，因为那时还没有塑胶手套，这个行当就是“打田料”。

过去，我曾几次从阿爸口中听到“打田料”一词，当时的我，百事想当然，未曾细问。如今，阿爸走了，想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却无从问询了。

经多方打听，我从同村的兴梯兄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兴梯兄并无亲历，但他早年在“龙吉舅”家里做篾时，“龙吉舅”天天给他讲“打田料”的故事。

过去农村茅厕里的粪楻，里面的排泄物时间久了，会自然风化，最后形成两个部分：上部分为粪水（即林清玄所说的水肥），占90%以上，下部分是位于底部的沉积物，农人称之为“底砂”。打田料就是要把底砂掏出来，晒干、装袋。谓之“打”，是因那沉积物异常坚固，轻易掏不动，必须用工具敲打。

田料的使用在插秧季。农人把块状的田料放到石臼里捣成粉末。用细孔竹筛第一遍筛下细末后，筛面上的粗粒返回石臼再捣，然后再筛，如此反复，直至将田料块完全捣细为止。为增加肥力，有时农人会用稻草烘烧牛骨来烧制灰料。将田料末和灰料加水肥搅拌，待成黑色橡皮泥状后，铲入秧盆，以备插秧之用。在没有化肥的年代，田料是紧俏货，插秧时，农人会爱惜地用指甲掐一点一点跟秧根捏在一起插入田中，希望每一根秧苗都能吃上田料肥。据说，只有用了田料的田才可能有收成，而未使用田料的田，因肥力不足，秋收时就全是秕谷，俗称“白收”。所以，人们送给田料一个雅号——“粪精”。

田料人每到一户人家，先说明来意，其实很多人听到吆喝便已然知晓，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讨价还价。与收废品很像，有的废品对主人来说可卖可不卖，总得给点好处，主人才乐意与你交易。因为一个粪楻能打出多少料东家也不知道，打出料后还要晾晒，得花时间，所以一般以田料人的预估来议价。田料人都练就一双好眼力，一看对方的粪楻，就知道该出什么价钱。通常他们还会随身携带一根竹竿，插入粪楻中测量，以便自己心中有数。比较考验个人能力的是，田料人要凭一点点小利和阿谀奉承的嘴上功夫让东家欣然同意把自家的田料贡献出来。而这买卖也有一点小风险，如果打出的料比预计的多，就会赚钱；如果打出的料比预计的少，就得亏本。

打的过程中，因粪水对东家依然有用，不能直接倒掉，所以牵涉到一个周转的问题。如果一户人家有多个粪楻，那就好办了，只要能先“打”掉一个，其他的就都能倒腾开了。如果只有一个粪楻，那就要向别人借用一个来周转。

粪楻用久了，经掏、铲、刮之后，往往会出现松动、漏水，有的甚至因局部腐烂而无法重新组装起来。遇上这种情况，田料人就要帮东家维修粪楻，这就要求田料人具备修楻技术。因此，田料人的行李中常备着手锯、小斧子、刨刀等木工工具。修楻得花半天、一天甚至更多时间，那么东家自然会留田料人在家里吃饭。与打出的田料相比，修粪楻事大，所以修了粪楻，田料就不用再付钱给东家，吃饭也不用花钱，因为工钱与饭钱相抵了，各取所需。因此，修粪楻算是田料人的一个服务项目，是增收节支的一种办法。田料人与拾荒者近似，他们的“茅房里的营生”纯属小本生意，为了生存，他们必须节约开支，精打细算。

据说，有毛竹的地方无料可打，大概是有毛竹的地方产笋，而竹笋助消化的威力实在太强大之故。所以，田料人只得到沿海或其他没有毛竹的地区打田料。周宁县肖传彬先生撰写的《打田料》一文中记述：1954年前后，县供销社干部肖志国带领农民工到山西打田料。肖志国与农民工同吃同住同泡茅房掏田料，走家串户寻业务，任务完成出色，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去年，一位年逾九旬的老田料人告诉我，当年他最远也到过山西，打到田料后要通过陆路、水路辗转托运到宁波，再从宁波托运到赛岐港，可谓万里迢迢，殊为不易。当我表明想听他讲一讲打田料的故事时，他的脸上充满着茫然的神情，也许是年事已高，记忆力衰退；也许是有太多辛酸的日常，一时“无语凝噎”。

我那贫苦出身的阿爸15岁就跟随我的叔公到邻县福安打田料。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天早晨，阿爸身上只穿一件薄薄的单衣，肩上挑着工具和叔公二人在下南溪村走街串巷，边走边吆喝着“打田料喽——打田料喽——”当他们路过一座石桥时，阿爸没留神地上的结冰，脚下一滑，被重重地摔倒在条石地面上，半天起不来，冻僵的胳膊磨破了皮，疼痛难忍却哭不出声来……

不管社会怎么需要，你整天跟茅厕、粪水打交道，总会有人投以歧视的眼神。当然，田料人既然从事这份工作，他们有的是“忍”的功夫。他们走南闯北，吃百家饭，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也算得上是见多识广，其中不乏头脑灵光之人。据说，有一个卖白糖（也叫丁丁糖）的人爱调侃，他在一个人家里看见田料人正在粪楻里埋头掏“底砂”，两只手脏兮兮的，就跟田料人说：“我给你一截白糖，不能洗手，不能直接用嘴，也不能用工具，如果会吃得来，白糖让你白吃不要钱如何？”田料人听了糖贩子的话，随口就说：“这有何难！”说着直接用那脏手捏住白糖的一头，歪着头从白糖的下方开始津津有味地吃起来，眼看一截白糖就要吃完，只剩捏手部分时，他做了一个继续往嘴里送的假动作，把剩余的部分往门外一扔，不要了。围观的人看了田料人吃白糖的表演，无不佩服他的机智，一齐为他鼓掌喝彩。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化肥的普及使用，“打田料”这个“低微到尘埃里”的职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又经改革开放40多年发展，城乡人居环境日益改善，人们已没机会听到“打田料”这个词，年轻的一代甚至连以前的茅厕长什么样也无缘见识。

于我而言，阿爸在世时，没什么感觉。阿爸走了，就会时常想起他的一些事情来，想起他一辈子吃的苦，想起他的默默承担、默默付出，从来不曾对我们描摹苦和难的细节，就像“打田料”，我没问，他便没细说。

“打田料”只是我阿爸从事过的苦活累活之一。